未来城市的发展蓝图，小到衣食住行，中到生产流程，大到管理决策，集中了人们对生活几乎所有的想象。在基础创新、产业生态、普惠AI、融合技术等要素叠加下，以人为本、能感知、会思考、可进化、有温度的新型智慧城市将越走越近。
现下，如何破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广泛热议话题，智慧城市建设正面临哪些困难？智慧城市的真正核心是什么？它能给人和社会带来怎样的价值？如何盘活智慧城市中的数据？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新华三集团副总裁、智慧城市总架构师张鹏等共同探讨了“十四五”新时期城市数字化的挑战和机遇，展望了激活数据价值，让智慧城市更普惠、更智能、更有价值的新模式。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城市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飞跃式发展。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89%。然而，中国城市在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面临着治理、服务等方面的挑战，以数字化技术赋能城市治理、提升运转效率、优化民生福祉，已经成为实现城市发展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
邬贺铨表示，我们现在面临的时期是一个新生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5G、物联网、智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实现城市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进城市的管理，改善营商的环境，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所以现在提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一方面是需求，另一方面是需要这种支撑。加上政府主管部门也有非常明确的指导，因为智慧城市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承载地，所以要通过智慧城市来带动经济增长。”
“大型的智慧城市还是创新、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邬贺铨表示，建设智慧城市也是希望以此为抓手、切入点，带动整个中国经济、技术保持高质量的发展，推进数字化转型。
邬贺铨认为，建设智慧城市不仅需要科技创新，也需要管理创新。他提到，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我们应当把智慧城市的资源管理好，让已经投入的资源能更好地发挥效应。比如，马路上有红绿灯和摄像头，但红绿灯跟摄像头是没关联的，怎么把这两者关联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另外，我们怎么通过远程教学、远程医疗，让地理上不能均匀分布的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能为大城市周边的一些学生和病人服务？针对这些问题，技术上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近几年，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颇丰。张鹏认为，火热表象的背后也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主要的决策者对于智慧城市的认知参差不齐。智慧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部分决策者缺乏对运营、技术等方面的理解，也缺少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导致出现了“部门各自为政，数据跑冒滴漏”等问题。而每个区域的城市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发展的重点、民生的痛点都有所不同，缺乏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第二，理念滞后。部分城市在建设上仍旧以工业时代的理念去谋划数字时代的变革，“产生了一些现象：数字技术堆叠，缺乏数字原生的理念去匹配；数字化项目堆叠，缺乏流程再造的机制匹配；数据资源堆叠，缺乏多跨协同的组件匹配。”张鹏总结道。第三，机制制衡。政府需要重塑内部的流程和制度，建立起符合智慧城市需求的有效机制。只有实现各部门的流程、制度、人员相互支撑、匹配，智慧城市才不会成为“空中楼阁”。
在张鹏看来，真正有价值的智慧城市，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城市的数字化应用十分适配年轻一代的需求，但是在“一老一小”群体方面，亟待消弭数字鸿沟。值得一提的是，张鹏认为，“一老一小”不仅指老人和小孩，还指老牌传统企业和小微企业，它们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迈向数字世界的障碍。因此，“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包括了从生产、生活、宜居、宜业、宜创的角度出发，打通政府后台数据后，实现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场景、不同产业领域之间数据的共享共治，让老百姓能够在办事和生活中无感地获取数字化服务，让智慧城市的服务更加普惠。
城市数字化应当“以人为本”，更应该以数据为基石。作为汲取创新价值的核心要素，数据正成为驱动城市进化和变革的核心资源，为智慧城市的运转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张鹏提到，目前数据在智慧城市的应用，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用于政府自身治理和服务，近几年推动力度较大，但仍旧存在分级分权限管理是否落实到位的问题，而《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为运用数据划清了底线和红线，也为进一步更深、更广地应用数据奠定了法律基础。在分级分权限管理明确之后，数据就要应共享尽共享。
另一方面，“十四五”规划将数据要素共享和交易价值激活，提升到了前所有未有的高度，这就要求智慧城市要在庞杂的数据与应用场景之间建立一个安全、可信、确权的链接，而区块链就带来了数据安全可信传递的技术基础。
“那么我们希望在各个城市里，将区块链、数据共享、数据开放融合起来，打造‘数据银行’的服务，通过隐私计算等技术手段，确保数据安全，只提供数据产生的价值结果，真正实现数据创造场景和激活价值，让数据回城回家，让数据创业创新，让数据活起来。”张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