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市场销售额下滑，我们必须调整在华的销售和交付团队规模。”当地时间10月19日，爱立信总裁兼CEO鲍毅康（Borge Eckholm）在业绩发布会上透露，该公司三季度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暴跌74%，计划从四季度开始重组在华业务。
在中国移动最近披露的一份价值75亿元人民币的通信设备集采大单中，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和中兴成为两大中标候选人，而爱立信一无所获。在鲍毅康看来，这是瑞典决定将中国供应商排除在瑞典5G网络建设之外的后果。
2021年三季报显示，爱立信7-9月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为13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9.62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74%。这已是爱立信在华销售额连续第二季度大幅下滑，4-6月该公司在华营收为15亿瑞典克朗，同比下滑63%，当时该公司冲销了价值3亿瑞典克朗的中国库存。
尽管三季度爱立信在美洲和欧洲销售额均有10%左右的增长，但这仍不能完全抵消中国市场的暴跌。财报显示，爱立信三季度总营收为563亿瑞典克朗（约合416.39亿元），同比下滑2%，净利润为58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42.90亿元），同比增长4%。
“显而易见，在华销售收入下滑会影响我们的总营收。我们需要加大投资，通过在其他市场取得增长，来挽回损失。”鲍毅康在业绩会上称。2020年，中国市场是爱立信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但今年二季度已经下滑至该公司第四大收入来源。
受中国市场影响，爱立信东北亚地区的收入大幅下滑 爱立信2021年三季度财报截图设备市场份额下滑，是爱立信在华营收下滑的直接原因。美国投行杰富瑞（Jefferies）分析师爱迪生•李（Edison Lee）上周在一份客户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移动9月底公布的一份设备招标公告中，中兴通讯拿下30%以上的份额，华为将剩余份额收入囊中，而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外企一无所获。
观察者网查询发现，这位分析师所说的招标公告应该是9月2日发布的《中国移动2021年4G5G融合核心网新建设备集中采购》。公告显示，中国移动对该项目设置最高投标限价：其中4G/5G核心网及IMS部分最高投标限价为67.370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总额）；边缘UPF部分最高投标限价为7.987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总额）；招标总额约75.4亿元。同时，中国移动设定中标人数量为2个。
9月24日，中国移动公布中标候选人，其中华为是第一中标候选人，中兴通讯是第二中标候选人，中标公示已在9月27日截止。太平洋证券研报就此指出，此次中国移动限定两个厂商中标，华为、中兴双方只是争夺第一份额。而双方都已猜到，肯定是华为拿最多的份额，中兴通讯第二，所以双方会形成默契，不用低价竞争，这是双方罕见的现象。
而在今年7月的中国移动5G 700M主设备招标中，爱立信同样没有捞到太多好处。在这份价值约380亿元人民币的招标中，华为所占份额约为60%，高于去年的57.7%，中兴通讯获得31.2%；中国大唐电信获得2.8%的份额；诺基亚份额为3.5%；爱立信去年还曾获得11%的份额，此轮仅剩下1.9%。
“很明显，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下降了，”鲍毅康在业绩会上坦言，这是瑞典决定将中国供应商排除在瑞典5G网络建设之外的后果或延续。在此之前，该公司管理层曾直言反对瑞典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兴和华为排除在外的举措，因为该公司担心中国移动或其他中国网络运营商会进行“报复”。今年3月，爱立信曾在年报中指出，中瑞关系恶化可能会造成附带伤害。该公司还在二季度补充称，担心中国可能会对“瑞典和瑞典工业的经济利益，包括爱立信的利益”采取措施。
“由于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持续下滑，从第四季度开始，我们必须调整在中国的销售和交付团队规模。短期来说，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将成本结构调整到合适的规模。”鲍毅康在三季度业绩会上表示。他并未透露更多细节，但透露随着该公司削减在中国的员工和业务规模，第四季度将会出现一些“重组成本”。
今年9月底，爱立信中国区总裁赵均陶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透露，该公司在中国拥有1万多名员工。针对9月初媒体报道的“爱立信南京研发中心集体解散”一事，他表示，南京研发中心主要是做2G/3G/4G的研发工作，裁撤主要是为了优化研发结构，将研发力量集中在5G上。尽管业绩暴跌、裁员等负面信息接连曝出，但爱立信仍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鲍毅康在业绩会上表示，“我喜欢这样想，当你失去了一份合同，第二天，你就会开始努力把它赢回来，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相信爱立信有机会赢回对未来交付产品的信任。”
除此之外，鲍毅康还透露，由于供应链中断，一些未指明的“独立部件”出现短缺，导致该公司上个月的一些销售损失，而此前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我不会夸大这一点，因为我们有相当好的透明度”，但他同时承认中断确实“构成一些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