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减”的深入，家长、学生的意见也会有所波动，教育生态的改善需要各方持续理解和努力。
“双减”自2021年7月开始至今，在朝着“1年内有效减轻”的阶段性目标有序推进。
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下称《报告》），对168.9万个有效样本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双减”得到义务教育阶段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群体的普遍赞同，其中学生赞同“双减”政策的比例为96%。
报告梳理了“双减”以来取得的多方面成效：学生作业负担有效减轻，学生对学校学习生活满意度高，学生居家学习活动内容发生积极改变，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初步建立等，也指出各地仍面临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尚未健全，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加重，家长教育期望值较高等挑战。
“深入推进‘双减’，不能停留在‘减量’上，而是要调整优化育人模式，统筹课堂教学和作业改革、课后服务，统筹校内教育与社会、家庭教育，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说。
“双减”后发生的变化
《报告》显示，学生对“双减”政策的赞同度高于教师、家长。这可能与学生的有效减负有关，学生的有效减负突出表现在多个维度。
《报告》称，学生作业负担有效减轻。75.3%的学生感受到作业量比上学期减少，83.4%的学生基本能在学校完成书面作业或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
学校作业设计质量明显提高。减负是为了提质，提质才能促进减负。53.2%学生认为教师“能根据我的学习情况布置针对性的作业”，47.8%的学生认为“增加了需要动脑思考的作业”，45.9%的学生认为“增加了科学、体育、艺术类等活动作业”等。
“学生作业负担减轻建立在作业设计质量提高的基础之上，且形成了良性互动。”张志勇说。
《报告》显示，课后服务总体满意度较高。89.0%的学生对课后服务满意，其中64.2%非常满意；85.8%的学生参与了课后服务，超74%的学生每周参加5天课后服务。
减负之后，学生是不是更喜欢校园生活了，他们的心理和情绪反应是否正向？《报告》显示，86.5%的学生喜欢学校学习生活。
学生的课余生活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就是学生校外培训负担有效减轻。83.5%的学生未参加校外学科培训，63.3%的学生未参加非学科类培训。参加校外学科培训的学生中，31.5%的家长认为孩子参加学科类培训班的数量减少了。
将课余时间还给学生后，一方面，学生的睡眠时间增加，68.2%的家长认为孩子的睡眠时间明显增加，小学平均睡眠时间为9.3小时，初中为8.5小时；另一方面，学生居家学习活动内容发生积极改变，75.5%的家长认为周一至周五孩子在家阅读、运动、劳动、社会实践总时间增加。
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有待健全
“双减”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
《报告》显示，校外培训机构仍存在违规行为。一些地方学科类培训仍然存在“提前学学科知识”“占用法定节假日、周末进行培训”“打着非学科培训的名义搞学科培训”等问题；还存在非学科培训盲目扩张、变相制造教育焦虑、价格虚高等现象。
在3月2日“双减”成效调查座谈会上，国家督学、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说，“通过个别了解，有的家长选择给孩子‘地下’一对一补课。”
“在改革初期，通过开展课后服务，把孩子留在学校里，从而挤压参加校外培训的空间，是合理必要的。”褚宏启说。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2月25日发布的《“双减”明白卡》指出，2022年将严厉打击“线下转线上”“众筹私教”“一对一”“以非学科名义开展学科培训”等违规行为，严管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防止出现新的培训热。
目前，校内普遍实现课后服务“5+2”全覆盖，但《报告》指出，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尚未健全。
12.7%的学校反映，课后服务教师补贴没有经费保障，涉及73个县（市区），占34.2%；19.5%的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未收到报酬；建立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的学校，每课时课后服务津贴平均为57元，各省学校之间平均在24-86元之间；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经费来源于财政补助的比例不足2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2月15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称，将督促尚未落实课后服务经费的地方逐县逐校落实到位，切实保护好教师参与参加课后服务工作的积极性。
座谈会上，北京市教科院丰台学校校长张广利介绍，该校是2014年才成立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全校只有75名教师，却开出了86种拓展型和个性化的社团课程，包括羽毛球、书法、电影赏析、英语话剧等。
“这要求每一名教师都必须是复合型人才。”张广利说。
当然，其中也包括引进校外教育机构开设的课程，北京市教科院丰台学校引进了5家非学科类校外机构，提供优质课后服务资源。
“引进校外资源与经费保障水平直接相关，北京市每个区、每所学校的经费保障力度并不均衡。学校引进的校外资源较少，我们鼓励由本校教师提供课后服务，因为老师们更有敬业奉献精神，也更了解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张广利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由于课堂教学和作业设计要求提高，课后服务时间延长，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加重。
《报告》显示，47.2%的教师每周纯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60.3%的教师认为课后服务后工作量加大，70.9%的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在3月2日“双减”成效调查座谈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李奕说，“北京在将近一年的‘双减’实践当中，广大教师在快速变革中做出了巨大担当，不仅在于他们身体、时间上的付出，更在于他们在知识能力和教育观念上的自我革新和自我超越。”
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学校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实践中，班主任和主课老师的工作时间较长，且由于岗位原因难以大尺度实行弹性工作制，希望除了依靠教师的奉献精神支撑，能有减轻教师负担的体制性办法。”
《报告》建议，综合施策全面减轻教师负担，合理安排教师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任务，通过购买服务、引进社区资源、强化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增加课后服务校外资源供给比例，建立健全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长效机制等。
缩小校际教育资源差距
随着“双减”的深入，家长、学生的意见也会有所波动，教育生态的改善需要各方持续理解和努力，但也会阶段性涌现不同的情绪。
国家督学、北京开放大学校长褚宏启在座谈会上介绍，比如有家长认为学生在校时间长会减少学生户外活动，影响视力，还有社会声音反映校外培训机构的优质资源和教研能力被浪费等。他认为，深入推进“双减”，需要加强政府和社会的多元协同治理。
《报告》显示，50%以上的学生认为家长期望太高是学习压力的最大来源；高收入与低收入两端的家长参加校外培训的占比高，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担心孩子成绩的比例高达93.7%；32.6%的家长为让孩子上好学校常常感到很焦虑，30.2%的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上职业学校。
对于“双减”过程中逐渐显现的问题，需要针对性解决。
比如，课后服务的质量，决定着能否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学习需求，也影响广大家长和学生对校外培训的需求。
对此，《报告》建议，促进课后服务内容结构化升级。出台课后服务课程指南，进一步强化学习困难学生的补习辅导、优秀学生的学科拓展学习和特长学生的创新创造教育，促进“三点半”前课堂教学与“三点半”后课后服务有效衔接。
褚宏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近年来，跨学科、强调学生综合素养的项目制学习正在得到推广，课后服务给了探索项目制学习的良好契机。
张广利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课后服务应该坚持自愿原则和个性化服务。“比如对于小学一、二年级的低龄学生，在校时间过长，会产生困、乏、饿等现实问题，所以要允许他们在5点半之前离校。”
随着课后服务的成熟，或将出现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和质量的差距，甚至影响教育公平。
《报告》建议，大力缩小校际教育资源配置差距，尽快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好学校”为稀缺资源的局面，办好家门口的每所学校。
一方面，分好“蛋糕”，如加大优秀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力度、深化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均衡配置到域内普通初中的办法等，《报告》建议将优质师资均衡配置情况作为评价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做好“蛋糕”，通过实施基本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清单，提高区域内底部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尽快成为人民群众身边的“好学校”。
